进入21世纪以后，教育券理论曾在我国教育领域做过不少实验。湖北省监利县在2003－2004年曾经推行过教育券改革而轰动一时。那时笔者正担任监利县教育局局长。通过一年实验，大家感觉到教育券的推行对义务教育的发展弊大于利，因此在2005年1月终止了这项改革。同时笔者也曾撰文呼吁要“谨慎推行教育券”(见2006年2月5日《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但是，教育券在中国并不是没有意义，如果按照另外一个美国学者亨利·M·莱文介绍的公共教育选择中的另一种组织安排，也许会得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即“小型教育券”制度，它把教育资源向某种薄弱的教育类型和需要的人群倾斜，能够起到促进教育公平的作用。因此，笔者建议采用这种小型教育券制度促进学前教育发展。

《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和改革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加大政府投入，完善成本合理分担机制”。11月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解决“入园难”和“入园贵”问题，并出台五项具体措施，包括新增的教育投入向学前教育倾斜等。这表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今后将大幅度增加对学前教育的投入。

但是，政府增加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将按什么途径到达幼儿园、所，以保证普通老百姓能够受益呢？在义务教育阶段是通过公办学校的免费入学实现的，但学前教育阶段，不少地区政府可控制的资源很有限，这包括幼儿园场所和幼师、保育员等。因此，学前教育的投资方式应采用全新思路，既要避免过去公办学校的低效率状态，也要克服投入不能实现的困难。教育券制度则为创新学前教育投资机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途径。

      教育券推行的目的是促进家长自主择校。自主择校的前提是教育资源的均衡。当时监利县之所以停止教育券的实验，正是因为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资源的严重失衡和短缺。在学前教育阶段，首先是教育资源短缺，谈不上失衡。公办幼儿园在很多县只有一所，有的只是参差不齐的民办园、所。幼儿园的办园水平，几十年来一直难以提高，其原因主要是投资者长期以来都是把举办幼儿园作为谋生和赚钱的手段。如果引入教育券制度，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投资者参与学前教育，把更多的社会资金吸收到学前教育阶段；另一方面可以刺激投资者改变现在低水平状况，把眼光放在未来家长的自主选择上。因此在国家新增学前教育投入之际，投资者会把幼儿园的建设标准和办园水平准确定位在一个高的起点之上，以避免日后被淘汰。

学前教育采用教育券制度，保证了每个儿童的受教育公平，它实质上是给赋予每个幼儿能够享受学前教育的一种权利。在广大农村，目前还有不少幼儿根本就没有上幼儿园。有的是社区内没有幼儿园，没有地方上；有的是家庭困难，上不起幼儿园。如果向家庭发放幼儿教育券，将会促进社区内幼儿园的举办，家庭困难的幼儿也能因此获得入园机会，享受幼教权利。同时教育券可以自由流动，这给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上幼儿园提供了有效途径。城市幼儿园特别是公办幼儿园再也没有理由拒绝这些幼儿入园。

当然，有些幼儿园建设标准、办园水平达到较高的程度，因而其办园成本也会增加，它们提高入园费用自然无可厚非。但是，政府应该严格控制通过举办幼儿园牟取暴利的行为。物价部门对幼儿园的办园成本要进行严格审核，对入园价格与办学成本的比例进行合理规定，对入园价格进行公示，禁止幼儿园漫天要价。

当然，推行幼儿教育券制度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比如，教育券的标准是全国统一还是以省为单位统一？各级财政究竟能拿出多少资金投向学前教育？幼儿教育券面值大小如何确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用经费标准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办法，这能否延伸到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投入一般应该包括教师工资补助、教师住房补助、学校公用经费、校舍维修费用、学校建设发展基金、家庭困难学生补助等等。幼儿教育券是否应该包括这些项目并全额分摊？如果学前阶段采用教育券制度成为决策，这些问题将会得到深入的研究并合理的解决。在学前教育空前发展的时代来临之际，可以预见，教育券制度将会为这个时代绽放绚丽的光彩。